韩少功
长久以来，关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经常在知识界乃至大众媒体上上演。但在本文作者韩少功看来，这类争论往往是由于不善于区分迭代和地缘两个尺度而产生的。本文指出，文化的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视为一种进步；而地缘尺度则是指，一些文化现象与经济和技术关系并不大，而是体现出地缘性特征，受诸多地理的、气候的、物产的、人种的随机因素和条件制约。地缘与迭代各有侧重点，可作为观察文化的两个重要角度。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低，后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图，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标，后者是垂直坐标，可确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韩少功认为，百年来不断发生各种中西文化体用之辩，不同的人的观点和主张虽然不一样，但往往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往往夸大了迭代和地缘两个尺度之中的一个，却忽略了另一个尺度。他提醒，虽然几个世纪以来，追求现代化大概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但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尤其对于眼下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来说，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海外必须了解和尊重当地的文化特性。
本文为韩少功年11月28日于海南大学的演讲，由程立源记录、作者本人整理，原载《天涯》年第3期，原题为《文化：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文化：迭代与地缘两个尺度
下面坐着很多老师，吓得我有点不敢说话，特别是碰触这么一个不讨好的题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所以很不好谈。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是“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约定一下，是在哪个层次意义上来谈文化。
在我看来，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个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的活动，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种稻子、种麦子、打个洞、挖个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个中文化，大概是指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或者常说的“软实力”，体现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闻、文艺等。所谓“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其中“礼”为制度方面，“乐”大约是文艺方面。
再往下走，还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们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围，是精神领域事务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几年旅游与文化联姻，合并出一个文旅部，有人戏称为“诗和远方”部。
如果对上述大、中、小不作区别，不加约定，我们的讨论就肯定是一锅粥，打乱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文化，涉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涉及到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化部管的那摊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迭代”，一个叫“地缘”。
先讲讲迭代。所谓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人们视为一种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牧时代到工业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关系，常常形成代序差异。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说你崇洋媚外，你说我顽固守旧，大帽子飞来飞去。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因为很多人说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作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的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年）还一直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支那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这种“进步主义”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这话没说错。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样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因此当局颁布法律，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承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厕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你不就是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