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雷吉斯·若弗雷（RégisJauffret）年生于法国马赛，30岁时发表处女作《水滴》，年出版了《爱情故事》后，其创作才华得到了评论界的充分肯定。近年来，他的作品屡获大奖：《世界，世界》获年十二月奖、《疯人院》获年费米娜奖、《微型小说》（Microfictions）获年法兰西文化台—《电视广角》联合文学奖和黑色幽默奖。
《微型小说》是若弗雷获得好评最多的一部小说。共有五百个小故事，按照故事名首字母的顺序从A到Z排列。每个小故事占一页半的篇幅。作者说他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让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全部生命都进入到一滴水中，一滴水就是这一页半的篇幅，他想表达的尽在其中。在作者所创造的生活场景中，每个主人公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总共有数千个人物轮番上阵，被遗弃的人、孤独的人、不适应社会的人……小说涉及的主题通常是令人不快的、难以忍受的、压抑的。作为托马斯·伯恩哈特、卡夫卡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粉丝”，雷吉斯·若弗雷长于探索人类精神世界深处种种令人失望之处。在这五百个故事里，人性中各种不光彩的角落都无法逃脱他嘲讽的、洞悉一切的目光。《费加罗报》将这部小说称为“人类卑鄙行为的百科全书”。
B
沸腾的蒸馏甑
“你爱我吗？”
“天气太热了。”
奥利维埃不懂女人们对天气的高度敏感，也不懂如果温度计显示气温超过三十度，她们便体会不到一丝一毫的感情。她们只想冲个冷水澡，或者跳入大海中——假如她们碰巧躺在沙滩上的话。总有阵雨来袭的秋季同样不适合吐露衷肠。还有，当树上的叶子开始飘落，街上走过那些背着书包的倒霉孩子，就像背着面粉袋子的磨坊主一样，她们也总会因此泪水涟涟。
“女人都有一颗怜悯之心。”
冬季是极难熬的季节，散热暖气片一点也不像缪塞房间里的那种早期暖气设备。
“就剩下春天了。”
不过，很多时候春季都是多雨、潮湿的，我们不会穿着雨衣做爱，因为我们没有恋橡胶癖。有时，六月初会有几天温和的日子，如果机缘巧合，我们愿意在默东森林的一簇簇树叶下亲吻对方。我们甚至会任由对方舔吻我们的颈背，但是要提防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他们总把我们吓得惊慌失措。
“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女佣。”
我们也不再是旧时代唯命是从的妇女了。我们与时代同行，我们拒绝为满足丈夫的私欲而每年怀孕。避孕对于轻佻女子来说再好不过了，正如流产对于索多玛的女子一样。我们更偏爱通过自然手段控制生育，而且没有人能找到比节制欲望更好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一连好几年都不做爱，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一辈子不做也是可以的。此外，相较于爱抚，我们更喜欢周日的午餐。那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公公、婆婆、姐夫、嫂子、小叔子、小姑子围坐在珠鸡和满满一大瓶科尔比葡萄酒周围，交流彼此对气压的看法。每个人回家时都因没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愤愤不平。然而，和我同性别的人却觉得很幸福，我们逃脱了被阴茎疯狂磨锉的命运。
“我们的性器就像一道被擦破的伤口。”
我们很畏惧你们的性器官，当你们靠近我们时，常常变得如此坚硬。这个沸腾的蒸馏甑毫无怜悯之心，溅出生石灰水一样的白色*液。
“我们不是性欲倒错者。”
疼痛不会给我们带来快感，比起更适合拿去灌婊子的利口酒，我们更喜欢一杯加了一勺蜂蜜的甜茶。C
像个孩子
“我家被人打劫了。”
他们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他们找到了躲缩在厕所里的我，便把我也带走了。最后，他们将我丢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我得帮他们把一个又大又沉的音箱搬下楼。一个年轻人负责驾驶小卡车。他们将我安置在车厢后面，让我坐在一个厨房里用的小圆凳上。我们离开了南特。
我们在深夜抵达一处有瓦楞状屋顶的奇形怪状的房子。我帮他们卸货。他们把我的东西放在一个地下室，那里靠一个用铁丝网罩住的灯泡照亮。之后，我们所有人围在一张细木镶嵌的大桌子旁吃饭，那桌子是他们从城堡里偷来的。他们对这一天感到非常满意。他们除了偷走了我的东西，上午还顺走了一位老夫人的银餐具，她是在听到门铃响后来给他们开门的。他们中间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儿，很讨人喜欢。我问她是否还在上学。
“我在美术学校念书。”
其他人在本地一所商业学校就读。他们当中有个人学过电工，这段经历对于帮助他们解除警报颇为有用。他们询问我的职业。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从来都没有明确的职业。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时，医院的常客，一旦获得外出许可，我就会去电影院看西部片。我在三十岁时用我父母的遗产买了南特的这套小公寓，那时，他们刚刚去世，死于同一场流感。
“从那时起，我便整日待在家里听收音机。”
我靠残疾人抚恤金生活。我每个月都去看精神病科医生。除了他，我谁都不认识，我住的房子极其简陋，连个看门人都没有。不过，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喜欢在拉波勒的沙滩上奔跑。突然，我的脑海中灵光乍现，仿佛被一盏明灯照亮。
“我在泳衣制造厂工作。”
他们鼓掌喝彩。我在厨房的长椅上睡觉。第二天，他们跟我说我得走了。他们决定送我到火车站，好让我坐上十一点钟发往南特的列车。
“我还想和你们在一起。”
他们可不愿意。我问他们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他们回答说是我缠着他们不放，请求他们不要撇下我不管。
“像个孩子。”D
废墟上的荨麻
在我这个年纪，当鞋子磨损得不能再穿时，我们总会再买一双同样款式的鞋。我们不喜欢换面包店、肉店、酒铺。我们不换车，一堆废铁总是可以修理的，可我的破身子骨里的那堆部件却不行。我们不会搬家，不能把自己的根丢在身后，我们知道它不会再重新生长。我们再也不会长出新发，那些还没有掉的头发在脑瓜上傲立着，宛如废墟上的荨麻。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会再换了，我们知道从今往后自己不会再有任何起色，我们的任何变化都只是为了造就一具死尸。
“同样，我们不会换妻子。”
我依恋着她，看着她每天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不打翻灯盏，开窗时不弄出太大声响，一副有些让人讨厌的样子。然而在患流感的日子里，却让人感到莫名的欣慰、舒心。我们已经结婚五六十年了，她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好习惯。就像人们习惯了刮胡子，或是吃午饭前喝杯茴香酒。
“她要是走了我会受不了。”
我妻子离开时有八十岁。她既没跟我说她不再爱我，也没说她还爱着我。我们彼此之间从未体会过这种情感。我们觉得它是演艺界才会发生的事情。反正嘛，它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既不想要烦恼也不想要悲剧。
“她是在我上厕所时离开的。”
她在门口给我贴了一张字条。没有写电话号码，也没有写地址。她只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把手袋带走了，不过，没带行李也没带洗漱用品，连件睡衣也没带走。我告诉自己她不会走远，到了晚上她就会高兴地回来，然后钻进被窝。反正嘛，我们又没有孩子，而且那些勉强称得上是我们朋友的人是不会收留她的，他们会像避瘟神一样，唯恐避她不及。
“正午时分，有人按门铃。”
我告诉自己，她肯定一走出家门就后悔了。我很平静，我不会责备她。在我看来，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尽洋相，已经受够了惩罚。我打开门，有个家伙向我出示了他的警官证。她在歌剧院广场猝然发病。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们从未离开过蒙特勒伊区。医院，当我赶到那儿时，她已经死了。我问护士我妻子去世前是否说过什么，护士向我保证她什么也没说。如果她是因为情夫离我而去，我觉得那人一定会在这里陪床。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很想她，我更乐意她死在家里。”E
醉酒的出版商
去年我出了一场车祸，现在，大面积的烧伤皮肤像人皮面具一样覆盖在我脸上。我不上班了，整天和妻子待在家里，妻子是写儿童读物的作家。她已经习惯了我的样子，她像从前一样叫我美男子。我是演员，有人会雇佣我出演洗发露、剃须刀或是香水的广告短片。我在一些长片中也扮演过引诱者的小角色，不过，我的名字从未在海报上出现过，他们在后期制作时还常常把我剪掉。
“我二十七岁。”
我们用保险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赔款买了乡下这幢房子。亲戚们来看我们，我们将他们安置在客房。我们不像从前那样能吸引很多朋友来家里了，不过，今年夏天还是有三十个人来参加在灯光泳池举行的盛大晚会。
半个月前，我们为招待妻子的出版商准备了普罗旺斯鱼汤。他什么话都不说，也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好像待在这儿心里不痛快。他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得帮他平躺在床上，生怕他摔在地砖上把脑袋磕破。他的女朋友拒绝回到餐桌旁。
“我对鱼肉过敏，它可能导致我的血管神经性水肿。”
“您想吃些羊排吗？”
“我今天有点儿恶心。”
她下楼去花园里散步。当我们想找她回来喝咖啡时，她不见了踪影。她是在*昏时分回来的。出版商依然在酣睡，嘴巴张着，时不时还起身呕吐。然而，她谢绝了我们请他们留宿的好意。
“我在乡下无法入睡，夜晚的乡村就像墓地。”
我们帮她将出版商抬进车里，把他绑好，把他的手推进去然后关上车门。她发动车子，用指尖向我们做了个手势。
我们不能忍受孤独。当我们做爱时，我会关上灯。每次她都会重新打开。她端详着我，轻抚我的面庞，仿佛它美好依旧。G
从前的祖母
“祖屋，夏天。”
祖屋建在沙滩上。平静的小海湾。没有游艇在附近停靠。天边也没有船只。就好似汪洋大海中一小片分离出来的海域。几家人稀稀拉拉地躺在生锈的太阳伞下，因为在花园棚子里放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缘故，太阳伞早已锈迹斑斑。海边奔跑的孩子们，你要哀求他们，他们才会同意趁着好天气到海里洗冷水浴。睡梦中的婴儿发出轻唤，人们把他们从摇篮中抱出，抱着他们四处踱步。卖冰淇淋和煎饼的小贩来回叫卖，用一条旧布带将篮子挂在脖子上。这里那里都有一位坐在马扎上的祖母，其中的一位没觉得显得年轻一些或把白发染成彩色有什么好处。八月里，多云闷热的天气有助于大暴雨的形成。有时却会有一小块儿蓝天出现，它似乎是靠着自己的意念挣脱出来的，因为没有气流，也没有微风，甚至连风的影儿也见不着。一个女孩子已经在沙子里挖了好一阵儿隧道。
我爸妈在那边的岩礁中间。他们穿着橡胶长靴，佝偻着背，就像被压弯了腰面朝土豆田的农民。他们在采贻贝。看来晚饭要吃贻贝。妈妈会因为没能找到蛋奶冻的制作方法而感到失望，要不然她就可以在甜点时间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展示她的手艺。那女孩坚持不懈地挖掘，像淘金者一般执着，不找到寻找多年的矿脉决不放下十字镐。
“花园中的开胃酒。”
祖母坚持要自己上菜，只要我们稍想接过她手上那个放着瓶子、橄榄油和槚如树果仁的托盘，她就会撞开我们，就像有人要抢她的钱包一样。我妻子正因为某个秘而不宣的原因怨恨我。她背对着我们，躺在一把长椅上，面朝大海。我们透过这棵老树的树枝可以望见远处的大海，为了使客厅不那么阴暗，不再像个地下室，我们早该将树枝砍掉。晚餐，西红柿配莫扎里拉干酪、贻贝、贻贝、贻贝、李子挞。我们一晚上都在谈论明天，谈论夜晚。
“月亮升起来了，它刚才藏在戈蒂埃家别墅的小尖塔后面。”
“已经午夜了，我上楼睡觉去。”
妻子变得开朗起来，仿佛她觉得自己的坏情绪已经得到足够的宣泄。我和她讲了那个挖隧道的女孩。我想起童年时见过的一个因窒息而死的小男孩。
“内壁坍塌了。”
“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那个女孩了。”
我们做爱。她咬着自己的嘴唇，为了不让房子里的其他人听到她叫床。之后，我们睡着了。这便是平淡无奇的假期中的一天。H
无法无天的故事
作家是活着的神，他不接受异议与批评。他的作品像《圣经》一样吸引着无数信徒，那些认为不拜读作家的作品也能生活的人，就像我们常在泰晤士河岸边遇见的那些无神论者。他们口袋里装满石头，在度过饱受内心痛苦折磨的一生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您有不拿出一点钱给书店，不拥有这本书，将本属于自己的尊严丢掉的自由。只有那些没有自尊的吝啬*才会把金钱看得比赎罪更重要。
“不过，除虚构外，别无他途。”
起初是想象，语言在它之后诞生。宇宙在存在之前是虚构的，而后，它只是不断接近它所臆想出的概念。浮游生物、树木、物种的起源同样如此。人类的每次诞生都伴随着想象，他们穷其一生试图将他们的幻想一点点地具体化。作家们在写每个句子时都在想象，由于不断地生成、散布、引出幻象和显灵，还有被他们安排得像住旅店一样住进龙卷风里的人物，他们变成了拥有无数颗头颅的吐火怪物，变成了极其庞大的生物体，以至于人们不能将他们像老鼠一样抓在手中，在实验室的玻璃罩子里分析他们的心理结构。
“作家是孤独的，却又不计其数，像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里的居民。”
他最终消失在自己创造的人群当中。他像尘埃一样细微、难以捕捉，连他本人都不知道存在于何处。
“他不存在了。”
如果他还存在的话，那他远不如那些穿越众生的痛苦、激情和喜悦的微尘。尘埃落定，屠城般死寂。
“如同一片沙漠，如同一片云。”
我无意冒犯，也不想欺骗您，我在给您讲述。口口相传的传统，无拘无束、自由驰骋的想象。就让故事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永远不要打断它，永远不要像抓不法之徒一样将它拘捕。没有锁链与手铐的故事。无法无天的故事。
“文学不是一个警察局。”
作家是装满自负烟头的烟灰缸，他将自己视作上帝。因为作家和上帝共享不存在的特权——他们都不存在。I
逃亡之岛
我会每隔五六年去探望一次父母。我弄丢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不喜欢写信，我搬家太频繁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和我联系的有效地址。下一次我想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住进外省一所偏远的养老院。除非他们已经长眠于某座墓地，某个骨灰盒里，抑或他们的骨灰已经被撒在附近的树林中。我的孩子们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下次再见时，他们可能已经有些谢顶，或许他们的额头早已被刻上一道皱纹。我是一座荒岛，干旱、漂移不定。
“我是一座逃亡之岛。”
我杀人只是为了脱离险境。否则，我只会平静地持械抢劫。当我得到足够多的钱，我就一连几个月一点儿坏事都不做。我每周换个宾馆，每月换个城市。由于经常待在国外，我学会了多国外语。
我读了很多哲学家的作品，我深入到他们的体系内部，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昏暗的地洞，我通过不断的摸索，总能找到通往光明的出口。我会写一些浮夸的文章，并把它们匿名寄给布鲁塞尔的一家杂志社，这家杂志社每个季度都会发表我的作品。我成为一个神秘的名人，有些人比我本人更熟悉我的作品。就拿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来说，那些铁粉已经达到能倒背如流的程度，甚至睡觉时都在背诵。
“我向来反对挟持人质。”
不过，有些家伙特别疑神疑*，他们在家里只留有少量零钱以及珠宝赝品。这就是我觉得有必要把你们集中在一起的原因。我很抱歉将这位朝我脸上扔雨伞的老先生击毙。如果银行经理足够理智的话，他将在一小时后带着保险箱钥匙来到这里。我会和你们中的一个徒步离开，这个人要帮我扛袋子。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我会在倒在警察枪子儿下之前将他击毙。
“我不在乎我的性命，同样，我也不在乎你们的。”
长久以来，死亡如同阳光和雨水一样不会让我产生任何触动。拮据反而令我难以忍受。拥有钱财是唯一能将我们同动物区分开来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贫穷和死亡之间可以划等号。
“对我而言，贫穷比死亡还要糟糕。”J
美得就像犯罪
他本来可以向我提出高于市价十倍的价码，我也乐于接受。我不知道一个男人的命如此廉价。一个女人的命也没贵到哪里去。小孩子的命同样如此。用不到三万欧元就能让一个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这于我而言相当划算。一项有保障的投资带来的回报，幸福得如同鹅肝中加了松露。我早就应该求助于这些杀手，他们无法帮我追回我靠开枪杀人过活的那些年。
“尽管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塑性炸弹。”
当然啦，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我的医学培训经历对于谋杀没有任何帮助。据我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说，在他们的成交记录上有一百多个合同，我的这个同学曾请他们除掉他一个优秀的同行，那人不久前搬入他所在的大楼，还扬言要抢走他所有的客户。这些合同都得到了很好的履行。他们甚至除掉了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一位因过于理想主义而被解职的年轻总经理助理。
“我在花神咖啡馆喝冰镇波旁威士忌。”
明媚的阳光下，苍白得如同最严重的白化病患者一般的行人也有了色彩。我在露天座位的另一侧发现了蒂格雷教授，他正和一个家伙高谈阔论，那家伙还在本子上记着笔记，可能是《医师日报》的记者。回去之前，我在阿玛尼给自己买了一条夏天穿的裙子。打开公寓门的同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我将不得不屏住呼吸度过这一晚，免得吸入这个家里焦尸般的气味。
“亲爱的，你该早些睡觉了。”
芭芭拉钻进房间，我在她入睡前走到她身边亲了她一下。妈妈坐着轮椅跟在我身后，自从她发病，轮椅就成了她唯一的移动方式。
“让-路易在客厅。”
丈夫软瘫在扶手椅里，好像一只蟾蜍。但愿大家快点儿入座就餐，假期快点儿到来。他们在我之前到达翁弗勒尔。这是一座危险的城市，一座位于火药库上的城市。一座拥有历史遗迹的城市，一座寡妇之城，一座孩童早夭的城市。一幢如此漂亮的房子，美得像武器、像烟花，屋里的那些亲爱的人儿将充当闪闪发光的喷泉。
“一幢翻新后的茅屋别墅，美得就像犯罪。”
原载于《世界文学》年第6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在
